新近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与省委一号文件相继提出，要落实“长牙齿”的耕地保护硬措施：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，逐级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，实行严格考核、一票否决、终身追责……一系列硬杠杠、硬举措无不体现耕地保护决心。

　　耕地和种子是粮食生产的两大要害，18亿亩耕地红线是粮食安全的底线。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，事关中国人“饭碗”的耕地数量正在减少。去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，2009年到2019年的10年间，全国耕地面积减少1.13亿亩。

　　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，实质上是经济利益博弈的结果。

　　在城镇化、工业化进程中，土地供求矛盾凸显。城市扩张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工业项目发展等不断占用城镇周边优质耕地资源。尽管各地严格落实占补平衡政策，但“占多补少”“占优补劣”等不规范情形仍时有出现。由于种粮效益有限，不少耕地、永久基本农田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转为园地、林地等地类，改种经济效益高的产品。此外，国土绿化、乡村景观营造等场景中，也不乏占用耕地的现象。

　　面对“种粮还是盖房”“种粮还是种经济作物”的抉择，不能只算经济账。基于我国耕地资源与土地产能现状，耕地保护力度只能更强不能更弱，耕地管控政策只能趋严而不能减弱。面对耕地问题，必须处理好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、地方与全局、当下与长远等多种辩证关系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耕地保护措施应当长出“尖牙利齿”，强化耕地用途管制，提高违法违规成本，利用政绩考核指挥棒落实耕地保护责任，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，对耕地资源变化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监测。

　　耕地保护不能只算经济账，但又必须算经济账。在当前农产品市场，粮食价格不占优势，加上劳动力与农资成本高企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在广大山区，山垄田撂荒并不少见。即便在平原地区，农民种粮往往也是出于水旱轮作、改善土壤环境考量下的无奈之举。

　　提高种粮效益，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，是破解耕地问题的关键。这既需要落实稻谷最低收购价、储备订单粮食直补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、政策性农业保险补助等惠农惠粮政策，为种粮户提供兜底保障，更需要在增产增收上下功夫。

　　当前，耕地问题不仅仅反映在数量上，更体现在质量上。粗放的生产方式导致耕地质量每况愈下。在南方地区，耕地土壤酸化、设施农业用地土壤盐渍化等问题，不得不引起重视。充分利用技术手段，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，提高地力水平，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重要基础。此外，完善农田基础配套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、提高农业装备水平、种业创新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延展粮食产业链等工作也要协同推进，以持续提升种粮效率与效益。

　　只有种粮真正变得有利可图，农民才能深耕脚下的土地，耕地与粮食安全才能够真正得到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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